第36章 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 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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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36章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

    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、经济复苏、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。因其时年号为“贞观”（627年－649年），故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
    唐太宗任用贤能，知人善用；广开言路，尊重生命，自我克制，虚心纳谏；并采取了以农为本，厉行节约，休养生息，文教复兴，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，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；并大力平定外患，尊重边族风俗，稳固边疆，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。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，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。

    背景

    “贞观”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，其词出自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。”意即以正道示人。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，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。

    唐初，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，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、民生凋敝的局面。北周“留给”隋朝的人口有690万户（根据学者岑仲勉、杨志久等人的考证），而且没有大的战乱，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，人口锐减，隋朝“留给”唐朝户口仅有200余万户（按《通典》记载杜正伦奏，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，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）[2]，以及内外众多强敌、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。李渊、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，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。

    唐太宗即位后，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，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，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，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，来警诫自己及下属。吸取隋亡教训，纠正前朝之弊端，调整统治政策，在国内厉行节约、使百姓休养生息，以缓和阶级矛盾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恢复经济。

    疆域

    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，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，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，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，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“爱之如一”，贞观年间，唐代版图空前辽阔，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，至唐高宗龙朔元年（661年）达到鼎盛，是时领土东临於海，西逾葱岭，北逾漠北，南至南海。

    政治

    唐太宗留心吏治，选贤任能，从谏如流。他唯才是举，不计出身，不问恩怨。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。

    分权行政

    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，中央集权。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、主动性和灵活性，且极易酿成暴政。[6]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“三省六部制”，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――分权原则。

    中书省发布命令，门下省审查命令，尚书省执行命令。一个政令的形成，先由诸宰相在政事堂举行会议，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，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。诏书发布之前，必须送门下省审查，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，可以拒绝“副署”。诏书缺少副署，依法即不能颁布。只有门下省“副署”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，交由尚书省执行（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）。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在一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国家的“三权分立”制有相似之处。

   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“副署”后才能生效，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。

    君臣论治

    隋末民变，使唐太宗认识“民依於国，国依於民”的道理。隋末之混乱，使二十七岁登基、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，叮咛自我克制欲望，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，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，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，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。

    选贤任能

    唐太宗知人善任，用人唯贤，不问出身，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。

    初期延揽房玄龄、杜如晦，人称“房谋杜断”，后期任用长孙无忌、杨师道、褚遂良等，皆为忠直廉洁之士；其他如李积、李靖等，亦为一代名将。

    此外，太宗能不计前嫌，选用俊才。如文臣武将之中，魏徵当过道士，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，曾议请谋杀太宗；尉迟恭做过铁匠，又是降将，但都受到重用。李建成另一旧部王珪，降将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，可谓人才济济。[8]

    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，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。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，才能达到天下大治，因此他求贤若渴，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，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，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，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。由于唐太宗重视，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，可谓是“人才济济，文武兼备”。正是这些栋梁之才，用他们的聪明才智，为“贞观之治”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    从谏如流

    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，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，也是贞观时期被称为治世的表现之一。

    唐太宗重用人才，虚怀纳谏，得人善任，从谏如流，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，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、经济、民族、外交、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。

    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，即位後尽力求言，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，又鼓励臣下直谏。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，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，又如王珪、马周、孙伏伽、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。唐太宗在位23年，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，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，数十万言，皆切中时弊，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。太宗多克己接纳，或择善而从。魏徵死后，太宗伤心地说：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魏征逝，朕亡一镜矣。”

    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，注意纳谏。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，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。

    整饬吏治

    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，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，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，考察吏治；又亲自选派都督、刺史等地方官，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，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。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，以便随时延见，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，百官遂自励廉能，直接提高政府效率，一时政治清明。

    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，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。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，皇帝率先垂范，官员一心为公，吏佐各安本份，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。尢为可贵的是：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，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。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，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，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。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，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，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。

    完善体制

    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。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，特设政事堂，以利合议问政，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；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，分全国为十个监区（道）。此外，行府兵制，寓兵於农；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。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，扩大统治基础。

    他还下令合并州县，革除“民少吏多”的弊利，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。

    订律轻刑

    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，他曾说：“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，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，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。”法律制定出来后，唐太宗以身作则，带头守法，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。

    在贞观时期，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。执法时铁面无私，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，慎之又慎。他说：“人死了不能再活，执法务必宽大简约。”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，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，犯法的人少了，被判死刑的更少。据史书记载，贞观三年，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，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——“刑措”即可以不用刑罚。

    “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，大姓豪猾之伍，皆畏威屏迹，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，米斗三四钱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，自山东至于沧海，皆不粮，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，行客经过者，必厚加供待，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。”

    在重视法治的同时，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，制定出《贞观律》。减轻刑罚，修订法律，制定了贞观律。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，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。贞观六年，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。这一年的岁末，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，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（古时秋天行刑）。次年九月，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，无一逃亡。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，官吏各司其职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，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。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；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，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军事

    628年6月3日（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），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，归降唐朝，唐朝统一全国。630年（贞观四年），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，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。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，攻灭东突厥汗国，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“天可汗”。

    平定突厥之后，太宗继续经营西域，先后多次用兵。贞观八年（634年），吐谷浑寇边，唐太宗派李靖、侯君集、李道宗、李大亮、契苾何力等率军攻打吐谷浑。次年闰四月初八，李道宗在库山（今青海湖东南）击败吐谷浑军。唐军分兵两路，李靖、李大亮、薛万均等率军向北，出吐谷浑之右，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向南，出吐谷浑之左。李靖的部下萨孤吴仁战于曼都山，斩杀吐谷浑名王。诸位唐朝将领在牛心堆、赤水源击败吐谷浑，俘获吐谷浑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隽，缴获杂畜数万。侯君集、李道宗在乌海击败吐谷浑，俘获名王梁屈葱。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，收杂畜二十万；李大亮又俘获吐谷浑名王20，杂畜五万，到达且末西境。吐谷浑伏允逃跑，薛万均指挥骑兵追击，击破吐谷浑余党。士卒缺水，刺马饮血。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在荒原行军两千里，当地在盛夏也会降霜，缺乏水与草，士糜冰，马秣雪，路过星宿川，到达柏海之上。执失思力击破吐谷浑车重。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全国投降于唐军，伏允自缢而死，吐谷浑归附于唐朝。伏顺被封为可汗、西平郡王，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。

    贞观十二年（638年），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、白兰羌、吐谷浑，进攻松州。韩威率领少见人员去侦察吐蕃军，被击败。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，执失思力、牛进达、刘兰为副，率军迎战吐蕃。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，唐军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，松赞干布惧，退出党项、白兰羌、吐谷浑，遣使谢罪。派重臣禄东赞献金五千两、珍宝数百于唐朝，再次请求和亲。贞观十五年（公元641年）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。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亲，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，松赞干布行子婿之礼、非常恭敬。返回吐蕃之后，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筑城、建立宫殿供文成公主居住。唐太宗征高句丽返回后，吐蕃松赞干布上书称臣于唐朝，说“陛下平定四方，日月所照，并臣治之……夫鹅犹雁也，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。”松赞干布还接受唐朝的册封为驸马都尉、西海郡王。

    贞观十三年（639年），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，遂命侯君集、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。麴文泰没想到唐军赶到，被吓死，其子麴智盛继位，投降唐朝。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，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。

    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，强盛时期的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，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。后面的数万唐军还没赶到，李绩率领的3000唐军与3000唐朝下属突厥兵已经早诺真水与薛延陀军大战。3000突厥兵与薛延陀军交战，不胜，突厥兵撤走。薛延陀军与3000唐军交战，射伤了唐军的马，李积指挥唐军执长槊攻打薛延陀军，薛延陀军溃败，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，薛延陀军失去马匹，不知所为，唐军大破薛延陀，俘获超过5万人，薛延陀的甲仗辎重也大量被唐军夺取，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辎重难以抵抗大雪、十分之八被冻死。唐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“李积率领的只有数千唐军骑兵，已经使你们狼狈到这种地步。回去告诉可汗，凡举措利害，可善择其宜。”唐太宗说：“以我徒兵一千，可击胡骑数万。”

    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二月，唐太宗率领1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。营州都督张俭击破高句丽军，斩首数千级。李积等攻占盖牟城（今辽宁抚顺市），获二万馀口，粮十馀万石。张亮攻占卑沙城（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），获男女八千口。李积、李道宗又击败高句丽步骑4万，斩首千馀级。车驾渡过辽水，唐军李积攻破辽东城(今辽阳市区辽阳老城东北隅），杀高句丽军1万多人，得胜兵万馀人，男女四万口，以其城为辽州。唐军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军，斩首千馀级。高丽北部耨萨延寿、惠真率领高句丽、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，与唐军发生大战。唐军打败高句丽、靺鞨兵，斩首二万馀级。延寿等将领率领剩余军队依山自固，唐军包围了他们。延寿、惠真率众投降于唐军。唐军缴获马五万匹，牛五万头，铁甲万领，以及大量其他兵器。高句丽举国大骇，后黄城、银城都自拔遁去，数百里无复人烟。唐军攻占玄菟、横山、盖牟、磨米、辽东、白岩、卑沙、麦谷、银山、后黄十城，徙辽、盖、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。新城、建安、驻跸三大战，唐军斩首高句丽军四万多级，唐军死了接近二千人。[32]唐军攻打安市城（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营城子镇）时，因为“辽左早寒，草枯水冻，士马难久留，且粮食将尽”，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师返回。唐军耀兵于安市城下，城中皆屏迹不出，城主登城拜辞。之后，唐太宗派李绩、牛进达、李海岸攻打高句丽，也都取胜了。

    观十九年（645年），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。公元646年（贞观二十年），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，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，将他杀死。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，薛延陀灭亡。

    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，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，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，建立了南至罗伏州（今越南河静）、北括玄阙州（后改名余吾州，今安加拉河地区）、西及安息州（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）、东临哥勿州（今吉林通化）的辽阔疆域。

    贞观二十二年（646年），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。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，劫持唐使。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，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。连战三天，印度军大败。唐军斩首三千余级，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。阿罗那顺弃城逃跑，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。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，牛马三万余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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